春秋战国时期,官府工业分工的精细化和技术的进步,不仅推动了手工业的协作和生产效率,还促进了青铜和铁器工艺的创新,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
在春秋战国时期,官府工业的分工已经相当精细。《礼记·典礼下》记载:“天子的六种工艺,包括土工、金工、石工、木工、兽工、草工,负责管理六种材料”;《周礼·考工记》进一步阐述:“从事木材加工的工匠有七类,金属加工的有六类,皮革加工的有五类,染色工艺的有五类,雕刻工艺的有五类,以及陶土工艺的有两类”。在这些类别内部,又细分为许多不同的工种,并且实现了简单协作的生产效果。
以造车工业为例,《考工记》指出:“一件器物集中了多种工艺,以车为最,车的制造分为六种不同的劳动工序。”这意味着,一辆车的制作需要经过六种不同的独立手工业工匠之手,车是这六种不同劳动的综合产物。这仅仅是指车身的制造,为了完成一辆车,还需要油漆工、彩画工、马具工和绳带工等的参与,因此《吕氏春秋·君守》中提到:“现今制作车辆,需要多个工序才能完成。”
在春秋中晚期,青铜铸造技术取得了显著进展,其主要成就和特点体现在分铸法的进一步完善。这一时期,器物的主体和附件开始分别独立制模。例如,在侯马晋国都城的铸铜遗址中,出土了大量鼎足、耳和钟甬等附件的母范,甚至包括器身的母范,这些母范仅制作出器物弧度的一部分或一段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实心母范中,有些是通过模子翻制而成,这使得最终铸成的器物附件特征几乎完全一致。除了侯马,新郑、寿县、辉县琉璃阁、长冶分水岭以及陕西宝鸡等地出土的同期铜器,也展现了相同的特征。
分铸法的广泛应用,不仅使产品更加规格化,还便于处理形状极其复杂的铸件,从而创造出气势磅礴、结构复杂的艺术作品,如河南新郑出土的立鹤铜方壶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到了春秋晚期,铁器的出现为手工业者提供了更为坚固的工具,使得他们能够对青铜器进行更为精细的加工。在这一新的技术背景下,镶嵌纯铜的工艺以及描绘宴飨、狩猎等“礼”制贵族生活的画像线刻工艺得到了发展。这些工艺无论在题材选择还是技术应用上,都代表了一种创新。
综上所述,春秋战国时期,官府工业分工精细,技术进步显著。《礼记》和《周礼》记载了当时工艺的分类和协作情况。造车工业集中了多种工艺,体现了复杂的手工业协作。青铜铸造技术取得进展,分铸法的完善使得产品规格化,促进了复杂艺术作品的创造。铁器的出现进一步提升了手工业的加工能力,推动了新工艺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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